系统涌现: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

发布时间:2024-09-13        浏览量:10

 

  百年之前,先行者们在沪上石库门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。这个最初只有50余名党员的新生政党,历经岁月变迁,已经发展成了拥有近亿名党员的百年大党。忆往昔峥嵘岁月,自成立之初起,共产党人便立志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、国家富强。然而,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,在党创立的早期,党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,党不断探索和总结,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宝贵经验,为之后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。


  1924年是大革命时期的开始,一百年后,我们依托“赓续血脉传薪火 踔厉奋发建新功”主题红色研学项目,从党的诞生地上海出发,前往湖北武汉、鄂皖交界的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地,实地寻访红色旧址、红色文物,探寻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足迹,挖掘其中的系统科学思维。


研学第一站:湖北武汉

武汉革命博物馆——>毛泽东旧居——>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——>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——>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——>湖北省博物馆——>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

研学第二站:湖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革命老区

红二十八军纪念馆——>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


 红色研学路线:上海—>武汉—>鄂皖交界大别山革命老区。


研学第一站:湖北武汉


  武汉自古便是英雄辈出的城市。因地处长江中游,且连接诸多支流、湖泊,武汉一直以来都是华中地区的核心城市。在近代,发生在武汉的武昌起义,打响了推翻满清统治的第一枪,因而它也被称为首义之城。

  

 


左:毛泽东同志旧居。右: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。

  系统支部红色小队首先来到位于武汉司门口的武汉革命博物馆。位于博物馆内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,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。在这里,毛泽东同志写作了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当时,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存在诸多争议和批评,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,被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所吓倒,不敢支持已经发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。为了迁就国民党,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,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[1]

    


 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

  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十四件大事,我们从中可以窥得其中所蕴含的系统思维。第一件大事,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。第二、三件大事,从经济、政治上推翻地主。第四至第七件大事,打倒都团(封建政府)、武装、县衙、神权男权。第八件到第十四件大事,普及政治宣传、诸禁、清匪、废苛捐、文化运动、合作社运动、修路坝。这十四件大事,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方案去改造中国的农村社会。它深刻剖析了当时广大的农村的落后面貌的成因,研究了农会所发挥的作用和推广全国的潜力,多维度的指出农民阶级该如何反抗自身的压迫,进而走向自身的强大。可以说,它反映了一个系统学的思维,即对于社会阶级这样的一个非自治系统,既要去改变系统内部的格局,形成系统内的合力,又要明确思路去应对外部力量,借助外部信号或控制策略使系统避免混乱,进而出现相变。任何仅依赖内部力量而忽略外部影响,和仅幻想外部支持而忽视内部因素的策略都注定是失败的,这也揭示了“左倾”、“右倾”路线失败的原因。

 

  大革命时期,党在武汉分别召开了中共五大、八七会议,这都是决定党的命运的重大会议。这一时期的党刚刚迎接新生,便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各种势力创造的风险挑战。一方面,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以实现国共合作,这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是非常重要的。它大大加速了北伐的进程,为结束长时间的军阀割据和国家分裂打下了基础。另一方面,党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,必须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事后证明,这一规定是非常正确的,面对蒋介石、汪精卫的最终背叛革命,党依然坚强地保留了革命的火种。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系统思维,即系统的时变性。任何系统都不可能是静态不变的,个体竞争的结果终将是弱小的个体被强大的个体所兼并,进而形成更大的团体。因此,保持自身的独立性,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。


研学第二站:湖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革命老区


  大革命失败之后,党的革命走向低谷,党也意识到拥有革命武装的重要性。八七会议之后,黄安(今红安)、麻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,又称“黄麻起义”。其与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等诸多党领导的起义一起,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布全国各地的武装革命。正所谓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,党最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。


  渗流是一个经典的系统问题,渗流模型描述了反映网络连通性变化的几何相变[2]。形成一个大的连通簇有两个不同的路径,第一个路径是由小变大,即从一个小的团簇逐渐生长成一个大的连通簇,第二个路径是先让若干个小的团簇自行生长,当这些小的团簇连接在一起的时候,则会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连通簇。毫无疑问,党在这一时期的根据地发展,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渗流问题。当走第一条路径,脆弱的个体极易受到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,而走第二条路径时,通过广泛发动群众,而使反动势力无暇兼顾,最终当革命的火种连成一片时,则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革命连通网络,使党顽强地生存了下来。可以说,正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阶级力量,党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壮大的道路,党领导的革命也愈发具有中国特色。


  我们在鄂皖交界所看到的红二十八军旧址,就是党领导的根据地顽强生长的鲜明写照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是皖西地区的一支红军部队。19331月上旬,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,以留在该地区的红军一部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。4,该军编入红二十五军,后又重建。红二十五军长征时,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斗争,次年2月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,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[3]。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,红军在当时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。但是,无数个像红二十八军这样的革命力量,在山间、在河谷、在戈壁、在高原始终不改红色信仰,始终紧紧依靠人民,他们的坚守最终使党的革命迎来了最终的胜利。



 

鄂皖交界大别山革命老区,红二十八军纪念馆、旧址(安徽岳西县)


供稿:房志明

审核:房志明